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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十五批驻刚维和医疗分队利用远程会诊系

中国第十五批驻刚维和医疗分队利用远程会诊系统向祖国

中产焦虑不是无解的,只不过当你把外在环境的一切看作是不可能改变时,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性当然就是不可抗拒的了。

作者:唐昊 来源:南风窗 日期:2017-11-27   我们一直对知识有着严重功利化的认知。历史上,老百姓向来尊敬读书人,甚至连读书的工具也连带地尊敬起来,“敬惜字纸”说的是,写了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,要隆重地烧掉。但究其原因,人们尊敬的并不是读书人,也不是知识本身,而是因为读书人有做官的机会。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体制,使一个读书的农民子弟可以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对读书人的敬意,不过是权力崇拜的延伸罢了。  不过,这也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,如果有一天,读书不能使人做官,人们还会尊敬读书人,还会像“敬惜字纸”那般尊重知识吗?  今天看来,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今天的学习虽然不能使人做官,却会带来财富。不要说职场上收入和学历从来都是成正比的,就说这几年风口创业的成功者,大多数也都有高学历背景。马云虽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,但一大批阿里系的管理层富豪,多是名校毕业。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如此普遍,以至于人们宣称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年代。 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:如果这知识既不能带来权力,也不能带来财富,还会有人爱知识吗? 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。因为知识还可以治疗恐慌。在去年一轮知识变现的风口上,罗振宇和吴晓波成功地把“中产焦虑”转化为“知识恐慌”,让中产阶级相信,知识仍然可以维系住他们的地位,从而通过学习获得基本的安全感。  在这里,知识解决焦虑的原理,并不在于知识有什么用,而是把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(中产地位脆弱)转化成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(强化学习),从而把不可解的忧虑转化为可以控制和把握的恐慌。而且最重要的也不是学到了什么东西,而是填满自己的时间,让自己感到充实,就没有时间去恐慌。  不过,知识按摩的方法虽然有效却并不厚道:把中产焦虑转化为知识恐慌,其背后的含义是,通过自我努力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只要不断学习,假装自己有收获,心理上就会得到安慰。但问题是,真实的中产焦虑很难通过自我努力来解决。知识的力量有时而穷。知识的力量是有边界的。?  根源来自外界,并非自己不努力  不同的中产有不同的焦虑。按照导致焦虑的压力来源和性质,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:政策性焦虑、职业性焦虑、经济性焦虑、亲密关系焦虑。  通过自我奋斗而上升到一定地位的中产,其实向下滑落特别容易。中国社会有一个“上车”论,也叫老人老办法,新人新办法。比如分房,十几年前分房的人就算是上了车,没分房的人就沦入另一个阶层;比如评职称,早早评上教授的就上了车,新人则面临着更苛刻的条件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;再比如买房、编制、养老、医保、教育,都存在上车的情况。我们知道,这些政策影响的对象就是体制内中产。所以这个阶层很容易形成一种政策性焦虑。永远不知道车来了没有,一旦错过就沦入比自己差的阶层。  至于体制外中产,也受到政策性焦虑的影响,如买房也是一种“上车”,当初政策宽松的时候买了房的人,面对各种限购无法出手的人群还是有相当的“优越感”。  不过,体制外的中产感受更多的则是职业性焦虑。职场如战场,不进则退,不能升职或离职的压力始终存在。传统的中产劳动岗位现在受到资本投向、新人技能、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冲击,金融领域的许多岗位甚至已经消失或被人工智能取代。许多职场人士不断学习充电,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。 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万多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,列出了一个“职业压力排行榜”,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。压力排行榜是这样的:管理中层80分;经理层75分;教职员工75分。中产阶层都在高分区。至于非中产阶层的人士,如下岗人员为68分;矿工为60分;一般工人为59分,都普遍比中产压力更小。这是因为中层的职位压力更大,而可替代性更高,竞争也更激烈。  而且职位也意味着一种人生价值评定。在一个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里,职业性焦虑不但会被竞争压力所刺激,也被对未来的期待所放大。?  亲密关系的焦虑不比经济压力小  另外一重焦虑则是经济上的。中产的标配生活有四大成本是绕不过的:买房、子女教育、医疗和养老。现代人普遍感受经济压力在最近几年突然增大,是因为大势已经改变了,财富分配方式从生产劳动分配为主,变成了按资本分配,而脑力劳动的报酬相对增长不快。房价猛涨远超工资水平、资本大鳄进军制造企业,都是这种分配方式变化的体现。  中产中不少已经步入中年,还负担家庭的各种开支,花钱的项目与日俱增。除了房价呈几何级数攀升外,各种商品的价格均有不小的涨幅。在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,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,超过养老与医疗。对子女教育的重视,也是为了让子女的地位不向下滑落。只不过这种努力有时会变成一种嘲讽:中产最看重学位房,是因为这能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,但现实是,清华北大毕业生也可能买不起学位房。  同时,中产的财富保持体系也具有相当的脆弱性,面对财富的缩水,比起被拆迁的农民,也未见得有更好的办法。财富获得不易、开支不易、失去却更易,这不能不让财富的所有者焦虑万分。  但最容易让中产陷入沮丧的,恐怕还是亲密关系领域的变化。现代社会的社会环境变幻太快,情感也随之脆弱而易变。都市中成功男性和职业女性的离婚率上升,家庭关系冷漠也不鲜见。本该由家庭承担的缓解压力的角色,现在无人承担。亲密关系无法提供给焦虑的人生以必要的情感支持,反过来又可能成为焦虑的来源。  我们目睹了在这个时代无数亲密关系的解体。前两天上海金融圈又出事了(咦,我为什么要说又呢?),同济大学教授、业内美女精英都被卷入绯闻。就当事人的学历来看,当年高考成绩都是顶尖的。这不能不让人慨叹,就连学霸的家庭也解体了—我们还要学习吗?  无论是政策性焦虑、职业性焦虑、经济性焦虑,还是亲密关系焦虑,都是因应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。既然中产焦虑的真正根源在于外界,而不是内心,那么解决中产焦虑的良方就应该是改变这个外在环境。但恰恰是在这个方向上,现实中的中产却缺乏改变现实环境的勇气、耐心和想象力,只好缩回到“改变自己”的龟壳中。  当然,“改变自己”也还是有用的。记得伊索的那篇寓言吗?两个同伴谈论如何躲避熊的追击,一个人说自己在练习跑步,另一个人很奇怪:你跑得再快还能有熊快吗?结果前一个人回答说,我不必比熊快,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罗胖们”的工作其实还是有用的:在一个大家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、注定受损的环境中,你的自我提升虽然不可能改变环境,但你真的不必比熊跑得快,只要比你的同伴跑得快就行了。  在压力固化的体系中,学习知识、提升自我的重要性,不再是改变世界,而是让你能够跑赢同伴。在这种“鸡贼”的想法下,人们认为自己为改变环境也做了很多,但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。    走出中产自恋  实际上,类似的中产焦虑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。  19世纪末,美国中产阶级经历了南北战争后40多年“镀金时代”的发展,已经有了相当规模。但到了20世纪初,美国的垄断阶层出现爆发式增长,让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,其财富也受到威胁。1899年,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/3被185个垄断组织掌控。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。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,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。当然,中产阶级的家庭焦虑也不遑多让,离婚率急剧上升,核心家庭大批解体。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出哀叹,“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坏的年代。”  不过,美国中产阶级自救的方式不是学习知识超越同伴,而是眼光向外,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环境,推动社会进步。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来源。亨利·乔治在1879年出版《进步与贫困》,讨伐工业主义。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,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。劳诶德在《大西洋月刊》发表《一个巨型垄断的故事》,揭露垄断危害。1903 年《麦克卢尔》杂志发表的三篇文章,发起“黑幕揭发运动”。20多年进步主义运动导致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》出台,一大批垄断组织被肢解,包括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。  此外,保护环境、消除腐败、劳工平权、妇女平权—这些进步主义的成就终于让社会变得更有安全感,缓解了中产焦虑,并且带来中产阶级的爆发式增长,直到占这个社会80%左右的人都成了中产阶级。美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引领改变社会的浪潮。相形之下,我们现在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只会制造“中产恐慌”来赚一些口水钱。?  要学的不是知识,而是认知  能够解决中产焦虑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:依法治国,强化对公民权利和财产的法律保护;国家完善社会保障、社会保险制度,增强社会的安全感;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,不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;规范市场经济规则,对中小民营企业松绑;完善社会治安体系,家长不必担心孩子在大街上被拐走;打击不良商贩,让消费者不必担心入口的每一根菜都是致命毒药;对个体来说,亲密关系的背叛也不能摧毁你对生活的信念。等等。  所以,中产焦虑不是无解的,只不过当你把外在环境的一切看作是不可能改变时,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性当然就是不可抗拒的了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这就不可能通过记忆死板的知识、甚至专业领域学习来实现了。何况现在流行的“学习”不过是“把信息当作知识,把收藏当作学习,把阅读当作思考,把储存当作掌握”。  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,其思想动力直接来自于进步主义教育改革,它把激发个体思维和责任感的贵族博雅教育,变成平民教育,让普通的中产阶层子弟都能够接触到。当这些子弟在课堂上通过辩论、讨论、展示、研究等形式去探讨那些慈善、竞争、公平、正义等话题时,不但把固有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认知,也是在为未来的社会定调。  这样看来,学习还真是解开中产焦虑的钥匙,不是从情绪上缓解,而是真正的改变焦虑之源。不过,具有改变力的学习,不是肤浅的知识存储,而是认知能力(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)的提升,以及更重要的,由认知和行为的对接所产生的行为意志。只有这样的学习,才能帮助中产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;也只有在一个被中产意志所改变的世界里,“中产焦虑”才会彻底消失。

陈岩对厂妹形象所建立的愿景,在柳楚楚看来早就不再成立。

作者:本刊记者 向治霖 发自东莞 来源:南风窗 日期:2018-03-24   武汉人梁宏决定,这是他在外漂泊的最后一年。  他已经35岁。他说自己是一个习惯了散漫,天性爱自由的人,所以工厂是适合他的,但35岁以后就不再是了。  梁宏说,今年还来东莞,是想和他的朋友陈岩再做一年伴,玩最后一年。陈岩是广西桂平人,今年25岁,和他一样处在18到25岁之间的青年,是最受工厂欢迎的人。  把东莞市区缩小为一个质点,作为圆心,以20公里的半径画一个圆,这个圆的线条上密集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。几乎是整个3月里,来莞的形成人流高峰的人群会汇聚客运站,朝四周分散。  人多,好玩,陈岩说,他在老家一所大专学习计算机专业,毕业到了广州某外包技术公司,干了三年,到东莞做起了厂仔。他和梁宏一样,爱自由。  越远,越自由,四川人吴甄说,他23岁,其实在西南工业重地重庆打工,工资与在东莞差不了太多,但他想了一想,重庆和老家太近了,于是远赴东莞来打工。  吴甄来东莞打工有4年了,生得白净。他说,是因为自己不接受上夜班,两班倒对身体的伤害太大。也不接受常外出的工作,流水线上就挺好。但是,不能是只坐着,或只站着的那种流水线,太累。  陈岩对工厂没有太多要求,但有一项硬指标:女工要多。他说,今年进厂的目标,就是找一个厂妹回家结婚。  他们年轻。他们不是打工群体中人数最多的一批。他们有更多的要求,对工厂作息,相关岗位,住宿环境和食堂标准。渐渐地,一个工厂拥有更多青年工人,尤其青年女性时,就隐含着工作轻松,福利优渥的信息。?  找工厂  在以市区为圆心,20公里为半径画的圆上,吴甄落在北边的弧线上,石龙镇。  太累了,吴甄从四川出发,在重庆中转,坐了36小时的普通列车到达东莞火车站,是3月5日早上7时许。他选了卧铺,但一路与几个哭泣的小孩为邻。一下火车,他不由多想地找旅馆休息。  多在火车站周边的旅馆里寻找,会发现这里的价格从10元到88元不等,但房间没有本质区别,只在于是否有一面蒙尘的镜子和一台笨重的电视机。单间里,浴室厕所的金属门无法完全合上,这使得躺在床上能明显感受到一股潮湿的气味,还有些湿润的被褥。  吴甄是在火车站里,被人拉客拉到这家旅馆的,墙壁张贴的报纸剥落,漏出黑色的细菌和霉菌的团块。这里价格为40元。  他立刻躺下了,但在中午12时,他出现在十几公里远的石碣镇,看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的信息,“毕竟我们是外地来的,一天时间都不能浪费了,可惜了”。  他还没去过石碣工作,但听说有家工厂工资很高,专门而来。当天贴出的招聘信息显示,此工厂底薪为1700元,他感到失望,沿街找别的工厂。他认为,底薪至少要有1800或1900元,才可能通过挣加班补贴,达到4000元左右。  阳光在这天透射地面,非常炎热。吴甄没带短袖来,他穿着最薄的长袖连帽衫,把袖口推到了肩膀的位置,一直逛到下午3点半。长街沉静,只有些三五人组团的青年骑着共享单车,每路过一个工厂门口便停下,几人相互商量,又骑车离开。  吴甄挨家查看招聘信息,他指着一面显示底薪为1510元的告示,苦笑说越看心越凉了。于是他打算回旅馆,在旁边的批发市场买一些短袖。从石碣回石龙,公交车用了一个小时,他赶到时,批发市场已经关门。  批发市场在马路这边,马路那边是金沙湾商场和步行街。吴甄在这边站了很久,他抱着袖口望着那边,最终决定回旅馆洗衣服。“回去吧,那里不是我们去的地方”。比起吴甄,梁宏和陈岩看上去潇洒很多。陈岩开车到东莞来找工厂,顺便捎上了梁宏。同一天的上午11时左右,梁宏和陈岩开车到了长安镇一家工厂。这是他们在长安找了十几家工厂后,仅有的两家只有长白班的工厂之一。  事先没有打招呼,也没有走公司招聘的程序,梁宏和陈岩问了门卫,径直走到工厂的办公室求职。办公室内只有一名中年男子,他问明来意后,简单询问了年龄和学历,以及有无工作经验,3分钟不到便拿出了入职登记表,表示最快可以在当天下午安排住宿。  打工近20年的梁宏也有些意外了,他询问社保和入职体检怎么办。中年男子回答说,厂里不需要体检,因为在别的厂里工作有可能得职业病,比如有化学品、粉尘一类的污染,但这个厂只是拧机器零件上的两颗螺丝,没有患职业病的风险,所以也不需要体检。至于社保,他表示可以在双方熟悉后,和工厂签订一份自愿不缴社保的协议,工厂就可以不交社保。  不到10分钟,梁宏和陈岩开始填写表格,他们决定留在这里。?  好厂的标准  不合规的招聘流程没有吓退梁宏和陈岩,低廉的工资也没有。  根据入职规定,这家工厂的基本工资是1510元,加班工资按每小时13.02元算,周末加班工资为每小时17.35元。不过现实是,能容纳400人的厂里,目前仅有不到200名工人。陈岩算了一笔账,人少意味着工厂收到的订单也很少,那么加班就很少,加上生活津贴(100元)和奖金等,每月工资不过2000出头,相应地,这个厂的优势在于工作轻松。“在工厂要拿高工资,比如4000、6000也是可以,但那得拿命(加班)去赚的”,梁宏说,挣钱不是他们的目的,如果想挣钱,就不应该来工厂 。  他们介绍,在东莞,除了华为、步步高等企业的电子厂薪酬较高,普工最高能达到8000左右的以外,大多数工厂的普工工资旗鼓相当,在3000元左右。而招聘信息中4500乃至6000元的“高薪”,都隐含了极为苛刻的条件,包括全勤(周末加班),加夜班两班倒和绝对服从工作制度等。能做到这些的,25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并不多。  梁宏出生于1984年,从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起,他一直践行自己天性“爱自由散漫”的原则。他的家在武汉每平米约1万2的地段,家里父母都有养老金拿,他没压力。去年,梁宏通过劳务派遣签订了临时合同,在酷派手机厂工作,在那里认识了陈岩,“一个家里开养殖场的富二代”。  和现在的许多青年工人一样,梁陈二人更青睐做临时工,因为工资比正式员工多,招聘临时工意味着订单增加,人手不足,“正式工每小时13元,我们就是17、18元,20元的也有”,梁宏说。但缺点是不稳定,他们原本的合同是6个月,但工作到第3个月时,他们这一批被“清”出了工厂 。  按照梁宏的说法,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来体验工厂自由生活的时光。他不再去大厂,因为规矩多,而在不严格执行规矩的小厂,更自由更快乐。和工厂里管事儿的人搞好关系后,可以冲破很多规矩,“划水摸鱼”,和来自天南地北的不同的人聊天,这是工厂生活的乐趣所在。  陈岩进厂的目标更为实际,他只上长白班,且厂里要有很多厂妹。但工厂不允许他们先参观车间,陈岩拿着报到单,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工厂,准备开车离开。此时刚好是中午12点,车间工人下班走向食堂,陈岩开车对着工厂门口,开始观察每一个走出车间的厂妹,评价她们的质量和数量。  陈岩25岁,被父母逼婚很紧,在他的老家,男人超过28岁就不好找(媳妇)了。但村镇里的年轻女性很多都被城市吸引,当地的选择很少。陈岩只能跟着她们,来工厂物色,同时还可以获得离开家的自由。他非厂妹不娶,“厂妹比起老家的妹子,要单纯一些,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,好掌控,不至于婚后的生活被束缚”。  质量尚可,数量太低,这是陈岩观察后的结论。他开始嘟囔,这厂不行,还是换一个好了。?  寻找出路  徐磊很需要一份工作,一份月薪不低于3500元的工作。  但他依然躺在床上,在石碣镇蓝天旅馆里一个日租30元的房间,抽完最后一包烟。他27岁,从2008年开始在东坑电子厂做普工。10年来,工资从1000元、1500元、2500元,一直涨到现在的4000元左右。但他依然没有存下钱。  徐磊亲历了东莞工厂区的变化。他说,10年前,东莞大多数厂是“黑厂”,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总是比招聘时说好的要少,最狠的一次,他被工厂扣掉了一半的工钱。比较起来,现在发布的招聘信息,除了劳务中介,基本都符合实际情况。  更明显的变化是,过去的“厂少人多”变成“厂多人少”了。以前,全国各地来莞的打工仔一片一片地站满了工厂区,但是没有厂收,要靠找关系、托熟人、递红包才能拥有一席工位,那时候,工人几乎不可能跳槽,而被辞退,意味着可能长期没有收入,只能露宿街边。  而现今的工厂招工,一般要请出工头帮忙吸引人来,托工头介绍朋友招揽工人。新人待遇也变好了,入职7天后可以申请预支薪水。工人跳槽司空见惯,尤其是青睐做临时工的年轻工人,“有一年跳十几个工厂的人,不算夸张”。  一名如今跑出租车的师傅说,他在2005年时也是厂仔,那时候的伙食就是用水煮米饭,在压成干的,拌着同样水煮的菜吃,咬下去米粒里面还是生的硬的,哪里敢想现在的工厂,米是蒸的,有炒菜吃。  工厂的好处,徐磊还能列出许多。比如,比起在老家有更多的年轻人,丰富的社交,一份独立养活自己的工资,等等。因为这些,曾在2013年进入一家销售公司的他,很快回到了工厂,“因为适应了工厂,在公司,个性的东西被压榨得更狠”。  不过这些好处,对徐磊渐渐降低了“含金量”。他已经27岁了。  年纪越大,在工厂存活就越辛苦,23岁的陈妙青提前感受了这种“待遇”。2013年11月,在大朗的一家五金工厂,工厂为提高效率把机器双开关改为单向开关,陈妙青没能适应,右手的中间三指连着部分手掌,被机器削去,瞬间压成肉泥。  残废后,陈妙青再求职时,只能和失去体力的中老年工人一样,被安排到最累的岗位,卸货搬运,工时加长,但时薪却比同龄人要低很多。他气不过,离开了工厂,如今在东莞南城新经营一家二手物品的店,闲时骑车送快递,运送周边的餐饮订单。  陈妙青很快发现,更自由更轻松的打工方式,所得薪水还轻松超过了他在工厂的所得。他很唏嘘。他说,和他一样农村里出来的青年,只能知道父辈的生存方式,一旦在工厂适应了,眼界就永远限制在了流水线上。?  幼稚和成熟  时间如沙漏的流逝,速度是均匀的,只是要到见底的时候,观感上仿佛越来越快。  徐磊的焦虑是近两年的事。此前,他是一个注重个性喜欢工厂的厂仔,但过了25岁,生活的压力来袭,他意识到,他所想要的生活还遥不可及,而且时间不多了。老家也回不去了,徐磊说,现在的农村里总有几个暴发户和传承下来的“长舌”,像他这样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成家的男人,在注重名誉的农村里无法立足。  他在工厂找了一个女朋友,目前关系不温不火,也不冰冷,但结婚还远不是一个可以排上日程的选项,“所以我需要一大笔钱”,他说。  而现实是,3月5日晚7时许,在石碣镇的商业街上,徐磊望着公寓对门的烤鱼店,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。吃完后,他才说,自己已经身无分文。  工厂里的爱情很难有结果,柳楚楚说,她24岁,是广西农村人,在石碣镇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和文员。5年前和同乡青梅竹马的男友来到东莞,但家里因男友太穷反对两人交往。不久,她的男友进入了一家传销组织,没人再知道他的音讯。  “到了我这个年纪,女生成熟了,没那么好骗了”,柳楚楚一脸严肃地说。她在年轻时,和现在年轻的厂妹一样“好骗”,谈恋爱只要男方帅,或者浪漫就可以了。但是年纪大了,才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“他们说女人现实,但这其实取决于男人的实力。”她说。  “现在在女工宿舍里也一样,大家的目标不会是流水线上的工人,都是工厂上的技术员、设计师,或者经理”。她说,她对男方的要求是,工资不能比她的(3000元)低,最好有五六千,而她身边的闺蜜,有的要七八千,有的要上万,不一而足。  陈岩对厂妹形象所建立的愿景,在柳楚楚看来早就不再成立,至少20岁以后的厂妹,“不可能那么幼稚了”。  短期内,陈岩的计划还不会停止。他的目标是东莞各镇上的工厂区,最好是最穷最偏的厂。到东莞后,陈岩和梁宏一直驾车在松山湖和长安镇之间来回奔跑。陈岩的车技不算好,无论从广西到东莞,还是松山湖到长安镇上,他都会用超出车程一半的时间才能抵达。尤其是从大兴路驾车北上,路过横沥镇上的工厂区,车行拥堵,很多超大容载量的运输货车堵在路上,发出刺耳的响声和呛鼻刺激的燃料味道,大量气体将这一路段熏得可见度降低,陈岩在这条路上只能亦步亦趋,缓慢而谨慎地向前行驶,过桥几乎用了半小时时间。车顶之上是一座承接广深线路线的高架桥,不时可以看见一列洁白的列车,以最高2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,像风吹闪电一般飞掠而过。?  (除陈妙青外,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